赵晓：历史的演化和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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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历史的演化和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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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演化和或然

作者：赵晓

秦晖老师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它的主导领域是历史，但他从历史的领域去思考很多问题，有很深很强的现实感，因而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会比这个领域里的一些专家更出挑。

国企改革的问题：“掌勺者私占大饭锅”

2004年我们讨论国企改革的时候，郎咸平发难，说中国的国企改革有不公平、不公正的问题，一下子刮起了一股“咸风”。大家回溯国企改革的讨论，发现不公平、不公正的问题原来是秦晖老师率先提出来的，他说，国企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这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表述，既形象又精彩，让人服气。秦晖老师认为，中国的自由派经济学家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大家都希望骗出一个国企改革来，管他什么腐败不腐败，只要私有化了，只要分了，原罪过去了就ok了，但是忽略了国企改革追求效率的过程中，一个充满罪恶的不公平的过程。秦晖老师最早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表达，并给予警示。

质疑中国经济的奇迹：“低人权成本论”

中国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增长蒸蒸日上的阶段，有人提出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林毅夫写了一本书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非凡,只有用‘奇迹’才能描述”。还有人甚至提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
对此，秦晖老师不以为然，他提出一个案例，把南非和中国做比较：南非效率也很高，因为人权成本低。南非有两个阶层，一个是白领（统治者）阶层，另一个是黑人（奴隶）阶层。白人享有人权，黑人没有什么人权。这种人权二元结构的国家效率非常高，进入全球竞争特别有优势。中国不就是这一套吗？
他的言论一下就把“中国奇迹”、“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等说法的底裤都脱光了。后来吴思先生写了“血酬定理”，提出“官家主义”，这实际是人权成本的另外一种表述，是在秦晖老师所画的这个圈里头一个有深意的见解。

超越左右、寻找共识与底线

秦晖老师常常被看成自由派知识分子，其实他的思想跳出和超越了“左”和“右”，不能简单给他贴左派、右派或自由派知识分子标签。他总在寻求，说我们能不能在左派和右派之间建立一条底线，找到一些共识？通常情况下，左派主张大政府，右派主张小政府，应该在左派和右派中建立共识：大政府承担大责任，小政府承担小责任，让责任和权利对等，并成为一个底线。
以上数例，都是历史学家秦晖老师对现实问题的建设性思考，而该领域的专业学者们却没有做出来。

秦晖老师的“历史或然论”

秦晖老师今天作了题为《历史的进步需要圣徒》的讲座，带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他针对历史决定论，包括文化等各样“决定论”做了否定性批判，这种否定有它的学术意义，有它的理论基础。他说历史事件常常是由一些因果链组成的，每个“因”能产生的作用是一个概率，它起100%的作用，还是起80%的作用，实际是一个或然率。因为在漫长的历史时间段，有很多很多因素结合才产生这个作用，这是历史的或然率。

凭着常识，我们就知道，不能简单地说“什么就会决定什么，什么一定决定什么”，但我们从中学开始接受的历史教育，哲学教育，思想教育，却多多少少会引导我们去相信这个“决定论”。过去我们也讲“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等等，但是到底原因在哪里？什么才是对的？其实并不清楚。

秦晖老师告诉我们，不需要从历史的决定论跳到历史的偶然论，不用说历史是偶然的，像掷骰子一样，完全是随机的。不要在偶然论和决定论里打转转。历史是一种或然，是一种概率，在这个概率过程中，一个时代的人在这里可以肩负自己的价值，对未来的历史发展产生自己的作用。

历史的开放与发散性

秦晖老师的理论，让我想到四个关键词。

第一，历史其实是开放的。西方著名社会政治哲学家卡尔.波普曾经讲过，社会不能封闭，社会要开放，因为不存在一条历史发展的确定道路。秦晖老师所讲的历史或然率，让我想到历史其实也是开放的，历史的开放性是发散型的，因此并不是历史决定论，也不是历史偶然论。

第二是“自由意志”。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即便是上帝，他也允许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个族群、各个人凭自己的自由意志作选择。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其实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不可以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另外一种是可以吃善恶树的果子。上帝说你不可以吃，那么你听还是不听，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选择，都在自由意志的选择当中。假如整个人类社会就是亚当和夏娃两个人，他们的历史就不是决定性的，而是开放性的。整个人类历史从起初就是开放的，人类可以选择听从上帝（顺服），也可以选择不听从上帝（悖逆），到今天也没有任何变化。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任何人都可能对历史产生影响，对整个开放历史未来的变化产生影响。秦晖老师在这里其实已经讲到了自由意志。

第三个关键词叫“个体责任”。每一个个体在当下都是有责任的。因为每一个个体的选择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甚至有可能对未来的影响很大。今天我在群里看到了一个类似的表达，说一个人沉默，你可以说沉默是金；一群人沉默，这可能就是冷漠；如果整个国家都沉默，那就是黑暗。每一个个体的选择似乎是不重要的，如果放在群体当中，每一个个体的选择就会变得非常重要，这个时候每个人都不能推脱自己的责任。秦晖老师今天的讲座，不是简单讨论历史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等，他洞察到历史既非决定论，也非偶然论，而是具有或然性，他为我们阐述了这个学术见解的现实意义，现实价值，以及它跟我们每一个人是什么关系。我们钦佩秦晖老师的这种洞见，敬重他对现实的这种关怀、忧患，以及作为一个学者有责任的付出。

第四个关键词是“制度文化”。秦晖老师说，你吃中餐或者吃西餐，这是可以包容的多元文化。但是你吃西餐，别人也只能吃西餐，你吃中餐别人也只能吃中餐，这种文化没办法包容。限制他人的文化是一种制度文化，制度文化之间是不可以包容的。自由的制度可以包容不同的文化，不自由的制度不能包容其他文化，这就把普通的文化跟制度文化区分开了。比如穆斯林到美国去，可以继续信仰伊斯兰教，但穆斯林本身那些不包容的文化不能带到美国。在有的国家，既实行“身份政治”，又空谈所谓的“文化包容”，左派从过去“红左”的“阶级诉求”转向现在“白左”的“身份诉求”，秦晖老师的讲课对此给出了一个强而有力的分辩和反击。

历史或然论与演化论的比较

讲完了对秦晖老师的认同，我再谈一些其他的感想，作为探讨和请教。

我注意到麦克法兰教授探究现代化的诞生或现代化的起源，是认为一个现代化社会不可能凭空出现，一定是由传统社会慢慢演变而来的，比如说英格兰就演变了八九百年才逐渐转型为现代社会。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是慢慢演化出来的，不是凭空出现，也不是必然出现，这与秦晖老师主张抛弃必然和偶然，称历史具有或然性或概率性，其实有很大的相同，或者说英雄所见略同。

“演变”，就是不太能说清楚它一定就是怎么样的，它完全是在一种开放的过程中逐渐生长出来的，并不是决定出来的，而是带有或然性的。麦克法兰对历史作出了演化论解释，认为现代化的历史比16世纪更早，他把英国现代化的启动年代推到1112年，明确定位到英格兰，说它是演变出来的。这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化是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产生的的历史叙事。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持历史是一种必然性和决定性的认识。而秦晖老师与他们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与麦克法兰教授在我看来，反而很一致。

讲到多元化时，秦晖老师列举了美国人和瑞典人的差异。美国人自由放任，瑞典人比较注重福利。我个人在瑞典和美国都生活学习过一段时间，据我观察，有时可能不是文化差异，而是资源禀赋不同。瑞典只有800万人口，地大物博，每年光卖木头，这个国家的人民就能活得好好的。因此，由于资源禀赋非常好，自然条件特别好，所以瑞典能实施福利主义，为国民提供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环境。

秦晖老师讲到，东马来西亚华人不依赖政府，其实全世界的华人都不太依赖政府。我们到海外的西方国家，看不到讨饭的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很勤奋又很聪明，只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和好的生存环境，中国人都会去拼搏。很多中国人在美国倾向于支持共和党、支持小政府，但我们不能就此推断说全体中国人都不喜欢依赖政府和福利。事实上，中国各个地方的人差异很大，凡愿意拼命往海外跑，特别是下南洋也包括去马来西亚的，或是跑到美国去的，或者拼命跑到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去的，这些中国人跟一般的中国人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明显是风险偏好型的，是个人奋斗型的，是不依赖政府型的。喜欢依赖政府的，都留在中国了。

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讲人在生理上的差异，说有些人能够长时间坐着，有些人坐不住，这跟人的身体条件特别是跟人的内分泌有关。换句话说，有些人坐得住，读书成绩好，有些人坐不住，成绩不好，某种程度上是天生的，是身体条件决定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美国人，他最初研究发现了这一点之后写成论文，但不让发表，因为这个一看就政治不正确，涉嫌“种族歧视”，因为相当于承认讲有些人是优秀人种，有些人不是。但这个研究特别有意思、有启发。其中，研究发现华人特别坐得住，读书成绩就比较好。
我们知道，教育的差距很大程度上解释收入的差距，所以华人在美国的平均收入比白人还要高。

研究也发现，白人里面比较优秀的人也是坐得住的，也是跟他的内分泌等身体条件因素有关的。相比之下，黑人就不太坐得住，这也不能怪黑人，是他的身体条件因素决定的。

这篇文章又讲到，来美国的黑人已经跟非洲黑人不一样，很明显，来美国的黑人更坐得住。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初贩卖奴隶的人，做第一轮筛选时会用舌头舔一舔黑人的皮肤，选择皮肤盐分比较少的，就是坐得住不太容易出汗的；筛选之后，那些仍然急躁的，在运输过程中可能就死掉了，被淘汰掉了，能够活着到美国去的都是比较有耐性有耐力的。所以他认为能够来到美国的黑人，已经经过了几轮的筛选，跟非洲的黑人很不一样了。

同样道理，该研究说人类从非洲走出来，走到东亚特别是中国时，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非常大的环境挑战、生存挑战。例如，中国历史上就出现过好多人口大杀灭的事件，也就是中国人口死亡50%，甚至死亡90%以上的事件。经历了无数次这种人口的淘汰，存活下来的人都是比较有忍耐力的，比较冷静的，愿意用脑子来决定做事情的，而不是冲动地去做事情的人。他认为人类历史的确经历了这样一个筛选。
我讲这个例子是想说，我们恐怕不能用东马的那些华人作例子，来证明整个中国人如何如何。很可能下南洋的中国人和不下南洋的中国人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中国人。

同样，愿意留在欧洲的那些白人与飘洋过海去北美的那些欧洲人，可能也会有所不同，这里面可能经历了分化。

还有一点就是，我对麦克法兰教授说英国是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太认同。我比较赞同的是荷兰；同样，宗教自由的第一个国家也不是英国，也是荷兰。麦克法兰教授为说明英国是一个新教国家所举的几个例子，恰恰证明荷兰才是第一个现代化国家。事实上，荷兰是第一个新教国家、第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第一个建立证券交易所的国家、第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也是第一个宗教自由国家、第一个真正全球性的大国。荷兰号称“海上马车夫”，垄断了全球海洋贸易的五分之四，进入到全世界各地进行贸易。所以荷兰比英国的现代化更领先，包括英国后来转向新教国家，也是因为荷兰的威廉三世横渡英吉利海峡，带了15,000名新教士兵，推动了英国的光荣革命，才使英国彻底地转型为一个新教国家，威廉后来也成为英国执政。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麦克法兰。

历史或然论与终点论的比较

非常感谢秦晖老师，特别感恩他对现实中国的关怀，他的讲课启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特别的责任。
我想借机会请教秦晖老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位同样非常优秀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提出来的。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写了6个人物：万历皇帝朱翊钧、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他们全都失败了，所以《万历十五年》的主题就是一个整体中国的失败。到大明帝国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完了。作为一个皇帝，无论他是好皇帝还是坏皇帝，是一个勤奋的皇帝还是一个安乐的皇帝，这些都不重要。官员是清官还是贪官，将领是勇敢还是怯懦，思想家是保守还是激进，这些也都没有用。到大明的时候，中国的历史已经完结了，只不过好像一个人40岁就死了，80岁才埋葬一样。

后来黄仁宇写《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又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中国自己的文化，以及从文化上建设的制度等，这一套到明朝万历年间其实已经完了。接下来必须走新路，就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明的融通与融合，这是中国最大的事情。

黄先生还在这本自传体著作中写到，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而毛泽东也失败了，问题是什么呢？原因是他前面说到的中国的文明已经不行了，没有活力了，需要中西文明的融合，这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工程，这个历史工程的难度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

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融合，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试，以达成一致的终点。对我们这些有后见之识的人来说，这一点很明显，但是舞台上的演员看不到。
我打个简单的比方，就好像我们都坐在一架死亡电梯上，电梯已经完全失控，底下是万丈深渊，坐在电梯上的人，虽然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很想努力的人，也有一些很消极的人，但这些都没有用，因为这个电梯完全失控且在高速坠落，底下就是万丈深渊，大家都无能为力。

这里头有人读出有一种历史的宿命论的意思。但黄仁宇其实不是这么说，他只是强调这个历史的工程太大了，每个人只能建一小段；而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在你的有限生命内是不可能完成的。我们知道唐德刚后来也提出了类似的所谓的“历史三峡”的说法，其实也是讲中国进入现代文明历史的发展要有一个漫长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