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光：鲁迅和胡适：究竟谁更愚昧？谁更接近上帝？

武书剑写了篇文章叫《愚昧的鲁迅》，文章认为鲁迅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顽劣的人性，国民性，而胡适把中国的落后，归因为体制；鲁迅只看到了个体问题，胡适看到了整体的问题，因此胡适比鲁迅高明。

从“制度决定论”的角度，文章的观点当然是对的。但换个角度，譬如说，不是从人的角度，而是从上帝的角度，他们两个谁更接近上帝呢？

胡适其实一直是工具理性的代表人物，思想基本偏西方自由派白左那一套。他把制度当成了上帝，因此人不再需要上帝，制度万能。他也因此把体制问题这个现象，当作本质，把果看成了因。

白左离神很远。白左知识分子一不小心甚至把自己当成了神。所以，他们是很骄傲、离神很远的人。

鲁迅则不同，他看到了国民性不改，体制变革必然失败，因此在对人性的洞察上更加深刻。

而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上，根本上是观念秩序的问题，你是认为个体问题大于国家的问题，还是认为国家问题大于个体问题？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第一章是认识神，才能认识你自己。而认识自己是什么，比任何问题都大。如何认识自己？只有认识神，以信仰作为基石，作为中心，作为标准，人才可能认识自己。

相比于西方个人本位的观念秩序，中国人的观念秩序一向是国比人大，集体比个体大。这是东方权力为中心的观念秩序，不是基督教信仰为中心的观念秩序。

综上所述，长于思考人性的鲁迅其实比胡适更接近基督信仰。

再看鲁迅的作品，就更加清楚这一点。

例如，鲁迅早在他1919年写的《暴君的臣民》中就有了有关耶稣蒙难的题材，其中有描述“大事件则如巡抚想放耶稣，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这时的鲁迅，显然已经希望通过这一主题引导中国民众了。

之后鲁迅在《复仇（其二）》中更进一步强化了“耶稣受难”原型（“人之子”被可怜的同胞送上十字架）。该文最初发表于1924年12月29日《雨丝》周刊第一期，该作品取材于《圣经》但又不拘泥于史料记载。“人之子”——耶稣为了把自己的同胞从罗马帝国和本地奴隶主阶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进行着无畏的斗争，但是他的同胞却以最鄙夷的姿态，嘲讽他、讥笑他、咒骂他，甚至把他钉上十字架，绞杀他。

《药》可以说是鲁迅“耶稣受难”原型的最好佐证。革命青年夏瑜，为革命牺牲却被民众看成是得以消遣的“示众”把戏，耶稣的身影隐约可见。鲁迅以一种苍凉的姿态，为人们展示着耶稣形象。而众多的“神之子”虽不以耶稣之名，但却成为耶稣精神的载体，复制着无数个耶稣，在异空、在异时，无数的“神之子”正在完成各自的使命,以“耶稣”的名义。

当然，鲁迅只承认耶稣是人子，他难以接受耶稣是神之子，但他肯定了耶稣受难的伟大精神。

与高举“非基运动”大旗的胡适相比，剖析到了人性和国民性问题的鲁迅，是不是比胡适更深刻呢？我认为是的。

鲁迅在多部作品中歌颂耶稣、思想耶稣，他内心里是渴慕耶稣的，在上帝眼里，他因此更接近义人。

遗憾的是，鲁迅和胡适都没有真正认识和归信耶稣，更没有懂得新教改革和新教文明的西方世界！

而西方保守主义才是缔造英美现代文明的根源，才是解开中国体制与人性桎梏的钥匙。从这个角度，“五四”大师的确名不符实，浪得虚名！今天的中国精英需要尊重他们的探索，同时看到他们的近视，超越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