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百年曲折的现代化进程及其教训
作者:赵晓
一直奇怪:为什么伊朗人非要吃屎,不要吃饭。如此说法,颇不文雅,但指出了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那就是伊朗百年现代化历程的曲折性:从蒸蒸日上的现代化转向毫无希望的逆现代化。
那伊朗人民究竟是如何做出似乎如此非理性的历史选择的?其教训又是什么呢?
现代化,从动力层面是自由化、市场化;从器物层面是工业化、城市化;从制度层面则是宪政化、民主化;从文化层面则往往伴随着福音化、基督化。
目前,还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可以称之为标准的现代化国家。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了其中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基督教和现代化最亲和,伊斯兰教张力最大。
有几个伊斯兰国家在某些方面被认为呈现出现代化气息,例如阿联酋、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在经济、基础设施和技术方面都有显著的发展,但其实只是因为石油美元太多,买了一些现代化的设施来充当门面而已。
土耳其或许是最接近现代化的伊斯兰国家,它似乎在许多方面都实现了现代化,并且是北约成员国之一。然而,土耳其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现代化程度则受到诟病,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投资界的主流仍将土耳其视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或“新兴市场”。
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作为伊斯兰国家的伊朗要完成现代化有多么不容易!如果说传统中国文化对于现代化有重重阻力,然而毕竟已有日本、东亚四小龙等现代化的成功,这证明包括中国在内的儒家文化地区还有突破的希望,那伊斯兰教国家的道路显然会更加艰难。
其实当年伊斯兰世界中,伊朗或许是最有希望成为伊斯兰发达国家,然而因为一个80岁老人,最终走了回头路。
1921年2月18日,礼萨·汗·巴列维率三千哥萨克兵进军首都德黑兰,逮捕大批官员,国王闻讯出逃。礼萨兵不血刃,方式夺取了政权,伊朗从此进入了巴列维王朝时代。
礼萨政变被认为是伊朗现代化的开端,但其政权合法性,尤其是依靠英国势力夺取政权,一直困扰着巴列维王朝。
在登基加冕后,为了维护政权合法性,礼萨一方面实行君主立宪制,维护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推动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赢得民众的支持,获取政权的合法性。
礼萨崇拜土耳其总统凯末尔,决心仿效土耳其,通过精英治理的方式,实现富国强兵。礼萨将政权与教权分离,以法国法典为蓝本,制定了刑法、商法与民法,以取代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剥夺和限制教士对行政及司法的干预权。
自然,这一改革遭到了伊斯兰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对。礼萨也因此像凯末尔一样,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对反对者予以镇压。礼萨的改革强硬,但不乏进步意义。
他还建立学校,推行世俗教育,打击伊斯兰宗教势力对学校的控制。他下令允许妇女参加工作,废除教义对女性的不平等限制。
1929年颁布法令废除了头巾,男女皆可穿着欧式衣服;1935年颁布法令禁止强制妇女戴面纱。这项法令遭到了马什哈德市宗教势力的反对,礼萨果断出兵镇压。
礼萨展现了开国者(王朝开创者)富国强兵的雄心与魄力以及对伊朗国家现代化的梦想。他努力学习西方强国,派遣自己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及百余人到欧洲留学。礼萨的强势手腕推动着这个波斯古国向现代化国家演进,工厂兴建,城市兴起,工人及中产阶级涌现,公共教育出现。
不幸的是1939年二战爆发了。礼萨做出了战略性误判。他认为,伊朗只要不倒向轴心国,就不会卷入这场战争,于是礼萨宣布伊朗是中立国。
然而,这是同盟国家不允许的。于是,英国和苏联悍然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4天后英苏会师德黑兰,逮捕了礼萨,将他流放。伊朗的铁路、通信与石油被英苏控制。盟军美国则源源不断地通过伊朗补给线,投放战略物资,北运至苏军,南运至英法联军。
在美英苏的支持下,礼萨的儿子巴列维继位。巴列维属于典型的伊朗“君主二代”,妄自尊大却缺乏父亲的手腕及政治家的睿智。
没有部族基础的巴列维王朝,其命运始终与英美势力交错,两任国王都是依靠外国势力策动的政变上台或立定脚跟。巴列维与其父亲一样,面临政权合法性的困扰。
1960年,伊朗财政再次恶化,经济危机爆发,不少企业倒闭,失业率超过20%。这一年,伊朗爆发了100多次罢工和反政府示威。
从1954年到1962年,美国一共向伊朗提供6.8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但是,巴列维依然难以控制局面。1960年巴列维承诺自由选举,但选举却舞弊猖狂,遭到更多人的反对。1963年1月,巴列维颁布了六大改革计划:土地改革,森林国有化,出售国企,工人参与公司分红,让妇女享有选举权,农村“扫盲”等。这就是今日人们津津乐道的伊朗“白色革命”。
这些改革,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或西方式改革,其实是继承了巴列维父亲的改革思路,本质上是通过国家现代化来强化巴列维王朝的合法性。
当时议会被解散,巴列维为了获得民众支持,采取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是否改革。结果,赞成票达99.9%,绝大部分农民和市民都支持巴列维的改革。
巴列维的改革成果是显著的。伊朗的工业化、城市化程度大幅度提升,从1963年到1976年,伊朗GDP增速大部分年份都超过11%。到1976年,将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将近一半的人口摆脱了“文盲”。社会风尚焕然一新,女性打扮像欧美国家一样潮流,可自由恋爱,言论开放,且拥有选举权。伊朗人民可以说在历史上终于第一次吃了几天饱饭。
但是,巴列维王朝就在这经济持续繁荣、社会持续开放十余年之际突然倒台,伊朗人民也因此又没饭吃了。那伊朗人民为什么做出了似乎从今天看来的“非理性选择”呢?
法国历史学家在研究法国大革命后,提出了革命爆发的机理: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以法国为代表的人类的第一代现代化是如此,以伊朗为代表的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也不例外。
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在1962年提出关于“革命何时爆发”的“戴维斯J曲线”。戴维斯认为,贫穷本身不足以引发革命。最容易爆发革命的国家不是封闭国家,也不是开放国家,而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
因为这种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稳定性降低,经济持续增长,一旦经济失速,可能导致现实与期望的失调。这种心理挫折感,及开放后对公平的低容忍度,是滋生革命的土壤。
以自由交易为主导的市场文明需要一套保护公正、自由及私有权的宪政制度。国家现代化的目的是建立市场-宪政文明,而不能停留在巩固王权的阶段,但是独裁君主往往将市场改革等现代化进程视为强化统治的手段。然而,国家现代化改革最终必然催生的自由思想、个人势力及权力诉求,将不断地挑战独裁者的势力范围,使两者势同水火。
20世纪60年代,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了这个问题:现代化的传统君主制国家的政治体制会陷入一种“根本性的困境”,即一方面传统君主为了追求合法性不得不进行现代化改革;另一方面,现代化的成功又削弱了君主制的合法性。
专制王权不改革就会灭亡,如同“等死”,这正是中国晚清的例证。然而,独裁君主推行国家现代化改革,往往是“找死”。因为独裁君主制最终是国家现代化目标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只要独裁君主持续推进现代化,最终或者失去政权,或者像英国女王、日本天皇那样转向“虚君”体制,放弃大权,只享受国家象征的荣誉。“等死”还是“找死”,这是一个问题!
巴列维王朝的两任国王不得不大力推行国家现代化以强化王朝的合法性,但是现代化改革必然加剧其失去政治势力,削弱其政权的合法性。
巴列维改革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创富效应压制了人们的不满,教会、农民及中产阶级都对巴列维保持一定的容忍度。但是,经济改革的成就冲昏了巴列维的头脑,从70年代开始大搞树立国威、粉饰太平的全国性奢靡活动。1971年,庆祝波斯帝国成立2500周年;1974年,举办亚运会;1976年,废除伊斯兰教历,采用以20世纪前波斯帝国成立开始计算的皇历——旨在去伊斯兰化。
70年代,伊朗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石油出口,但王室把持了石油资源,出口创汇利润无法惠及国民。
1973年10月,为了打击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伊朗与阿拉伯国家联合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并对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
石油价格短时间内翻倍,巴列维被巨额的美元外汇冲昏了头脑,忘记了自己手上的钱是从哪里赚来的,自己手上的政权是怎么来的。
巴列维高调宣布他的大国崛起的“伊朗梦”:将伊朗建设成为世界第五大工业国及中东军事强国,复兴波斯帝国的“伟大文明”。当时,整个伊朗的信心指数爆棚,期望值拉升!
巴列维拿着大把美元去购买美国的武器,大规模武装军队以及监控组织“萨克瓦”以强化统治。从1972年到1976年,美伊订购的军火合同高达104亿美元。
但是,从1974年开始,伊朗经济开始失速,通胀率快速上升,1975年经济陷入负增长,1976年反弹,1977年又是负增长,1978—1979年增速超过-10%。
经济一旦失速,海面之下涌动的不满、愤怒与仇恨就喷涌而出。
特别是,巴列维推行的不少改革忽视了伊斯兰教的传统,严重伤害了伊斯兰教会的经济利益及信徒的情感。
七十年,伊朗人口快速增加,到1976年,伊朗人口超过3300万,其中接近一半居住在城市,超过一半不到20岁。他们成为一股难以控制的革命洪流。
从1977年开始,伊朗逐渐爆发大规模的反政府、反国王运动。1978年,各城市游行示威不断升级,游行群众高呼“打倒国王”“西方傀儡”“建立伊斯兰教国家”。不少游行队伍都抬举着一个老者的画像,他就是霍梅尼。
霍梅尼是伊朗伊斯兰教什叶派的领袖,他是巴列维白色革命的主要反对者。他曾经公开辱骂巴列维为“卑鄙可耻的人”“美国的走狗”。霍梅尼大肆抨击巴列维的政策破坏了伊斯兰的传统,让伊朗沦为一个毒品、酒肉、妓女泛滥的国家。
伊朗政府多次逮捕霍梅尼,并将其流放到海外长达14年。霍梅尼大多数时间都呆在伊拉克圣城纳杰夫,他坚持斗争的精神在伊朗及伊拉克什叶派中赢得了威望。
1978年9月8日,在德黑兰的一场示威中,军队鸣枪示警无效,终于朝继续前行的人群开火,造成89人死亡。已经流亡国外的霍梅尼开始大肆对外宣传政府屠杀了4000名平民。
在关键时刻,美国的卡特政府派遣特使到伊朗军中,强调要避免伊朗爆发内战。军队因此不敢轻举妄动,采取中立态度。
11月6日,巴列维被迫在伊朗电视台发表讲话,对统治期间犯下的错误做出道歉,并保证开放党禁、打击腐败、创建民主联合政府。
霍梅尼则趁机鼓噪群众,宣称美国政府不再支持巴列维这个“软蛋”。这时,巴列维患癌的消息又被曝光。群众更加相信,美国不可能支持这个不久于人世的国王,巴列维的支持者因此纷纷倒戈。
1979年1月巴列维以“休长假”为由逃离伊朗。这时伊朗出现权力真空,几十万装配精良的军队群龙无首,一些军队及官员立即倒戈。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给伊朗人和世界一个错觉:这是一场进步的革命。伊朗人民没想到的是革命送走了一位君主,却迎来了一尊“大神”。
当时参加的革命派别众多、人群复杂,有左翼政党、民族主义者、宪政自由派、中产阶级、农民及乌合之众,并不仅仅是霍梅尼领导的什叶派。但是,各派领导人都高喊自由、平等的口号。
很多参与革命的伊朗人认为,伊朗只要终结了君主制,不管采用西方道路还是组建伊斯兰国,都会比现在更好。英美国家的政要与精英很可能也产生了“进步意义的革命”的错觉。左派学者福柯就如同当年对苏联大加喝彩的左派学者一样,对伊朗革命及霍梅尼本人大加赞赏!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霍梅尼不会介入政治,对政权不感兴趣。因为多数伊拉克什叶派及传统伊朗什叶派几乎不干预世俗政府事务。霍梅尼本人也多次通过西方媒体表示:“什叶派宗教领袖不是要去统治别人。”
就在1978年11月,霍梅尼接连接受美联社、联合新闻社、英国卫报采访时,都明确表态“我将无我”,因为“个人愿望、年龄及我的健康,都不允许我执政”,“我不想拥有权力或政府的掌控权,我对权力不感兴趣”。一些西方媒体由此将霍梅尼吹捧为伊朗争取自由又淡泊名利的“华盛顿式英雄”。
就这样,这位老谋深算、年近80的老头骗过了所有人。
1979年2月1日,霍梅尼结束了14年的流亡返回伊朗,法航机长亲自搀扶霍梅尼下机,当时数万信众前来迎接。霍梅尼发表讲话,向伊朗人承诺,伊朗将迎来一个民选政府,教士不干政,人人享有免费电话、电力、暖气及巴士,“没有人会在这个国家无家可归”。
这正是所有独裁者惯常的招数:用乌托邦的道义、理想,以及满足底层民众渴望保护和生活供应的空头支票,为一步步走向独裁与极权开路。而平庸之恶,总是一遍遍甘心被骗。
但是,一回到伊朗,霍梅尼立即向其盟友开刀,首先公开反对巴赫蒂亚尔已经率先组建的临时政府,并称:“由我任命政府,我会任命一个受民众拥戴的政府”。对自己组建的政府,霍梅尼发出警告:“这是真主的政府”,谁违抗这个政府就是违抗真主。
其次,是依靠枪杆子出政权。霍梅尼先稳住军队,使军队保持中立,然后大力扶植信徒为私家军。
当霍梅尼起势时,伊斯兰革命卫队倒向霍梅尼,并血腥镇压宪政自由派及反对者,巴赫蒂亚尔逃亡法国(1991年被在巴黎被伊朗特工暗杀)。不信教、不信神的左翼政党很快被清除殆尽。大批旧政权的高级军政官员遭到囚禁或处决,王室财产被没收,富人们纷纷出逃。
同年3月,霍梅尼宣称:“不要跟我提民主,那是西方那一套”,“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
霍梅尼发起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将伊朗全面伊斯兰化。
3月31日,伊斯兰共和国以公投的方式成立。从巴列维流亡到伊斯兰国成立,不过短短两个半月,西方人、伊朗人、全世界都还没反应过来,伊朗已经彻底进入了政教合一的霍梅尼时代。
霍梅尼号召革命卫队及教徒打砸一切带有西方文化色彩的可口可乐、麦当劳、酒吧、咖啡馆、赌场及娱乐场所。
霍梅尼废除了巴列维王朝颁布的《女性家庭保护法》,采用伊拉斯法令,强制要求妇女必须遮掩头发,严禁抽烟喝酒、男女游泳;要求中小学及大学停课,对教材、老师队伍进行整顿,所有课程都由“伊斯兰大学委员会”编写,查处一切西方书籍及电影;将女孩的法定结婚年龄降到9岁,已婚妇女则不允许在普通学校上课。
一两个月前还欢呼雀跃的革命女性,这时全傻了!给脸不要脸,给饭不吃饭,那就一起遮起脸来吃屎吧!
司马迁写到这,估计他会掷笔长叹、掩卷哭泣……
别说上帝不公平、不仁义。上帝尊重人的选择,历史上犹太人不听话、悖逆,那就流浪2000年吧!伊朗人民不要现代化,非要霍梅尼,不要吃饭非要吃屎,那就变成了今天的伊朗。
最终结论: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满足于现代化高楼的表面,却不致力于打地基,在福音化、基督化等人的生命信仰的建构以及自由、市场等现代观念的启蒙上下功夫,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工程终究是在沙滩上建大楼,被野心家利用,突然倒塌、倒退,是一点不奇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