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致命自负的典型样板

作者：刘军宁

钱学森同志有中国版爱因斯坦之誉，这里摘一段他的言论作为本文的按语：“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原文标题为：“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发表于《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

如果把那些智商高、擅长理科、并以“我们爱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生活和万物的男性称作理科男的话，那么，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无疑是极品理科男中的极品。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爱因斯坦是世界上最聪明、智商最高的人，象征着难以企及的自然科学高峰。的确，爱因斯坦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那著名的相对论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我们外部的物理世界的理解。

同时，爱因斯坦还试图扮演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就社会政治及制度问题发表了成系统的高调、鲜明的看法。

很多人认为，爱因斯坦的聪明来自于他那独特的大脑，以至于在他去世后，其大脑被取出来专供科学研究，以试图发现其聪明的奥秘。这样的研究还真陆续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问题是，当爱因斯坦离开自然科学，全面开动他的智商来研究政治经济时，他的判断力却很成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发现，随着近现代科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个幻觉出现了：人们越来越崇拜自己身上的“理性”。

这种幻觉相信，凭借人的理性能力、聪明才智和发达的科学，人类有能力通过政府的权力对社会中的一切活动进行全面规划，人类有能力而且应该实行计划经济来取代混乱无章的市场经济，用国有代替私有，用美好的社会主义来取代万恶的资本主义。

哈耶克认为，这样的念头与企图，不论其有多么高尚，都是建立在危险的致命自负上。而爱因斯坦正是这种致命自负的典型样板。爱因斯坦在自然科学界的显赫尽人皆知。然而不太为人所知的是，爱因斯坦还曾是一位不遗余力的社会主义者。

1958年，美国的《生活》杂志推选爱因斯坦为共产主义在美国的主要同路人。在求学期间，爱因斯坦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1917年俄国变红后不久，他表示：

我尊敬列宁，因为他是一位有完全自我牺牲精神、全心全意为实现社会正义而献身的人。像列宁这种类型的人，是人类良心的维护者和再造者。

他后来在一封信中写到：“苏维埃制度在教育、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和经济领域内的成就无疑是伟大的，而人民已从这些成就中得到很大的益处。”

作为一位社会主义者，爱因斯坦从不且毫不隐瞒自己的立场。他抨击资本主义经济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阶级差别愤愤不平，鼓吹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相应的教育制度，要求把财富和意识形态都实行集中掌控。

1949年他在美国最左的刊物《每月评论》发表了题为《为什么要社会主义?》的长文。他在文中写到：

照我的见解，今天存在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这种祸害的真正根源。在资本主义之下，生产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使用。无限制的竞争导致劳动力的莫大浪费，也导致个人社会意识的消沉。这种对个人的摧残，我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最大祸害。我深信，要消灭这些严重祸害，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配上一套以社会目标为方向的教育制度。在这样一种经济制度里，生产手段归社会本身所有，并且有计划地加以利用。计划经济按社会的需要而调节生产，它应当把工作分配给一切能工作的人，并且应当保障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能生活。

这样的观点，如果不看出处，还以为节选自马克思的《资本论》或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再听听爱因斯坦对英美民主制度的看法，简直像是从现在的中国大学教科书和《环球时报》上抄来的：

私人资本趋向于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这些发展的结果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它的巨大权力甚至连民主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因为立法机关的成员是由政党选出来的，而这些政党要不是大部分经费是由私人资本家提供的，也是在其他方面受他们影响的，他们实际上把选民同立法机关隔离开来了。结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实上不充分保护人民中无特权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家还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情报和知识的主要来源(报纸、广播电台、教育)。因此，一个公民要作出客观的结论，并且理智地运用他的政治权利，那是极其困难的，在多数场合下实在也完全不可能。

爱因斯坦预感到读者会质疑他在这些问题上的发言权，他便在上文的篇首做了一些说明。他写到：一个既不是专门研究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人，却要对社会主义这个题目发表意见，这是否适当呢?

他相信这是完全适当的。他认为可以用科学知识的观点来考查经济和社会问题，并断言天文学与经济没有区别，背后的原理与方法论是相通的。

他以为自己精通天文学，当然也就自然精通政治经济学。但是，天文学不用考虑人性，只须考虑星性。经济学不须考虑星性，只须考虑人性，一切生产活动、消费行为，均是源自人性。

爱因斯坦说政治经济制度，无异于高明的制砖人根据自己的制砖经验来谈珠宝首饰加工。爱因斯坦主张实行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这说明他不理解在自由市场中价格形成的过程，不理解市场中价格信号的重要性，以及计划经济在人性上的不可能性。

我毫不怀疑爱因斯坦的计算能力，但是我不相信他有能力计算出不可计算的东西。爱因斯坦认为计划经济是可行的，因为商品的价格和人类的行为是可以计算、预测、规划的。

在现实世界中，计划经济毫无例外地带来普遍的灾难和最终被迫让位于市场经济，这是对爱因斯坦的判断力和发言权的最好检验。爱因斯坦永远也不明白，人性是不可算计的。事实上，与他的看法相反，市场经济是消除计划经济之罪恶的最好方法。

爱因斯坦要么是愚笨的，他竟然相信计划经济是可行的；他要么是虚伪的，他选择不生活在他所向往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也许他既愚笨又虚伪。

如果爱因斯坦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他应该投奔列宁创建的苏联，而不是定居在充满资本主义罪孽的美国，他应利用自己的天才大脑，帮助苏联计算物价、计划其国民经济。

普通的西方知识分子对苏联模式、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抱有各种幻想。这是可以理解的。而爱因斯坦是以高智商、聪明绝顶著称的，为什么也完全失去了判断力，甚至为自己的致命自负而自鸣得意?

爱因斯坦这个个案表明：关于科学与逻辑的雅典智慧，与关于信仰、人性与道德的耶路撒冷智慧，的确是两种不同的智慧、两种有差别的智慧，而无关大脑的结构。

附录：

“前年卖粮用萝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的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6月12日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以后，又有二亩九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小麦。

土地所能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钱学森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