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国父们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看两个国家的两条道路

作者：赵晓

在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时，法国因为与英国长期存在竞争与敌对关系，特别是七年战争（1756—1763）结束后，法国失去了在北美的许多领土，给了英国。因此支持北美殖民地反对英国是法国复仇的一个手段。

从1778年开始，法国成为争取独立的北美殖民地的盟友，为其提供了关键的军事和经济支持。特别是在约克敦的决定性战役中，法国海军的存在阻止了英国海军为其地面部队提供援助，从而使美军和法军成功地包围了英军，并迫使英军投降。

1783年，在法国的调解下，英美在巴黎签订《巴黎和约》。

1776年7月4日，美国建国。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其中，美国革命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灵感，美国成功地反抗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并建立起民主共和国，这对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和知识分子鼓舞极大。

而在大洋彼岸，新成立的美国正处于政治与文化的形成期。美国的国父们对于法国大革命一开始持有不同的态度：

乔治·华盛顿(GeorgeWashington)，作为第一任总统，他认为美国在这个时期应当避免与欧洲强国的纠纷，从而能集中精力稳固国内政权并发展经济。华盛顿在1793年发布了中立宣言，决定在英法之间保持中立。

托马斯·杰弗逊（ThomasJefferson）是当时的民主共和党的领导人，他对法国大革命持有积极的态度，尤其是在革命的早期。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美国独立战争的自然延续，两者都在为民主和人权而斗争。然而，随着法国大革命进入恐怖时期，杰弗逊的热情逐渐降低。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是联邦党的领导人，他持有与杰弗逊完全相反的观点。他对法国大革命持批判态度，认为它对贵族和教会的打压是过于暴力和极端的。汉密尔顿支持与英国的亲密关系，因为他认为英国模式更适合于美国。

约翰·亚当斯（JohnAdams）是第二任总统，他对法国大革命持谨慎态度。尽管他欣赏法国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和不稳定表示担忧。

因此，美国的建国之父尽管一开始略有分歧，但最终都不赞成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方向，特别是随着法国大革命不断地上演暴力与流血，大家的意见渐趋一致。

此后，美法关系也开始变化。尤其是随后的拿破仑战争期间，两者关系变得复杂。

1798年到1800年之间的美法之间爆发了未经正式宣战的海上冲突——“法美海战”（Quasi-War），两国盟友关系不再。

相对于法美之间的渐行渐远，英美则在1812年战争后，双方开始努力改善关系，进行更多的贸易。19世纪中期，英美在外交政策上又发现了更多的共同点。20世纪，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形成紧密联盟，共同对抗德国和其他轴心国。这一关系持续到冷战期间和今天，英美关系始终是西方国家中最为紧密的关系。

上述两百多年的风云变幻，实际上反映了法美两个国家所选择的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

法国选择的是启蒙、激进、反对宗教的启蒙运动与理性主义道路。

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这一时期的法国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等人，对传统、基督教和权威进行了彻底的质疑。他们信仰“理性主义”，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来建构秩序。这种理性主义推动了社会的激进变革。

然而，这一进程血流成河。法国大革命标榜“自由、平等、博爱”，却导致了无数的暴力事件、“恐怖时期”。这种激进的变革方式无疑为后来的法国社会埋下诸多隐患。

美国选择的是敬畏、保守、信仰新教的基督信仰与保守主义的道路。

与法国的启蒙运动和激进变革相比，美国更多地承继了英国新教改革与保守主义的传统。美国的文明建立在对上帝的敬畏和新教的价值观之上。新教信仰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关于个人自由、责任和社会契约的基础。

美国国父，如华盛顿、杰弗逊和汉密尔顿，他们更多地受到了新教启示的影响。他们深知，一个稳定的社会需要对传统和宗教的尊重，需要公民社会的发展和自由主义的保护。这种思想导致了美国的政治制度更加稳健，更加注重个人权利和自由。

两条道路带来了两种文明结果。法国陷入长期的政治动荡，经历了各种政权的变换，从君主制到共和制，再到拿破仑的帝国时代。而美国则相对稳定，美国革命建立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共和制国家，而其文明则在新教和保守主义的基础上蓬勃发展。

文明的选择，最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未来。比较英美与法国，让我们看到，不是启蒙运动的激进思想，而是对上帝、传统和自由的敬畏，才是文明更加稳固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