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杨小凯的经济信仰观点与拉美国家的经济失败
作者：赵晓
杨小凯是杰出的华人经济学家，他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经济、市场、产权、宪政、信仰的远见卓识。
杨小凯在青年时即探讨一个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经过中国牢狱生涯、美国求学生涯，他首先认识到市场最重要。经济要发展，必须依赖市场经济。再后来，他发现市场不只是交易，要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作，有赖于有效的产权保护。再后来，他又发现，现代产权制度的建立必须以现代政权制度的建立为前提，产权保护需要宪政制度的支撑。
这已经走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放眼看世界，探求中国出路的最前沿了。然而，这还不算完。杨小凯进一步的研究又发现：宪政国家全都是基督教国家。因此，宪政国家的建立有赖于基督信仰。
如此，杨小凯其实形成了超越传统发展经济学的新的理论：经济发展好，是好的信仰和好的制度的共同产物。从而将文化与制度融为一炉，共治于经济增长的思想中。
这一理论在历史上的先行发达国家中得到了验证，例如英国和北美国家，也包括澳洲、新西兰、瑞士、北欧等等。
另一些国家，如日本，则是被美国改造的国家，同时其国民和文化都亲和基督教，接受基督教哺育的普世价值观。因此，不能看作是杨小凯研究的反例。
反例应该是，一个国家反基督教、反宪政、反市场、反私人财产保护（如提倡财产公有制），还能成功。这样的例子当然有，如北朝鲜，但经济不成功，所以不构成能反驳杨小凯的反例。
然而，还有人会举出拉丁美洲（拉美）国家的经济失败，来挑战杨小凯。他们说，拉美也是基督教国家啊，而且似乎也有宪政和市场，那为什么拉美的经济不行呢？
然而，拉美的实际情况较为复杂。其中，最关键的是，拉美国家无论是在文化层面上的基督信仰，还是制度层面上的产权保护、宪政制度、市场经济等，全都是半吊子，其经济发展也就只有半吊子，自然也毫不奇怪。
要知道，拉美国家的主要宗教信仰是天主教，这与北美以新教信仰为主的差别很大。
对于新教和天主教的差别，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经典描述。我这里只略谈五点：
1、个人自由
新教：新教强调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直接关系，无论得救还是行善皆是如此。这促进了个人自由的理念。新教徒通常认为每个人都有责任在信仰、道德和行为上作出自主选择并自我负责。
天主教：天主教强调教会的权威和传统，强调集体的仪式和神职人员的指导。虽然天主教也尊重个人自由意志，但教会的教导和规则对个人行为有重要指导作用。
2、工作和财富积累
新教：新教伦理鼓励勤劳工作、积累财富和经商，以彰显自己得救的身份。这带来马克思·韦伯所称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进而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
天主教：天主教教义强调贫穷的美德和对穷人的关心，鼓励慈善和社会正义，但在财富积累方面，不如新教那么强调个人致富的精神价值。
3、社会政治参与
新教：新教徒通常更加注重个人参与政治，不仅强调私人道德责任，更强调公共道德和公民义务。这在几乎所有国家都促进了信众更为活跃的民主参与和公共活跃度。
天主教：天主教教会在历史上曾有过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但它的教义也鼓励服从教会领导和传统政治权威。天主教在1960年代改革后，才鼓励信众站在社会公义一边，这促成了民主的第三波浪潮，拉美、韩国正是因此而实现民主转型的。
4、政府角色
新教国家：新教伦理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主张“有限政府”，因此在政府角色方面通常更倾向于限制政府干预，强调市场经济和少量政府。这一观念在一些新教国家中促进了较小政府和市场自由度。
天主教国家：天主教教义强调社会正义和关心穷人，因此在政府角色方面可能更倾向于“大政府”，强调政府的社会干预、公平分配和社会福利。
5、公民社会和组织
新教国家：新教伦理鼓励“公民社会”的形成，包括教会、宗教团体和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通常在社会服务和慈善事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天主教国家：天主教教会在一些国家中具有强大的社会机构和慈善机构。这些机构在提供社会服务、教育和慈善工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可能更重视与政府合作或竞争。
制度秩序来自于观念秩序或者说心灵秩序，新教与天主教观念的差异是明显的。拉美国家在产权保护和宪政制度方面的表现和北美国家因此拉开距离。
不少拉美国家存在福利主义、民粹主义（如所谓“庇隆主义”）倾向以及政治不稳定、腐败和法治问题，这影响了产权保护和市场自由度，进而对企业家精神、外国投资以及科技创新产生不利影响。
另外一些拉美国家可能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然面临挑战。
当然，不是单一因素，而是复杂因素导致了拉美国家在经济上面临更多挑战，包括高失业率、贫困问题、不平等现象以及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不足等。
然而，拉美国家相对北美，拥有更好的地理与气候条件，但经济、科技却落在后面，可以说这从当初心灵秩序的起点上，就已经注定了！
而拉美的失败更证明了杨小凯经济发展思想的正确：文化与制度对经济发展都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