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与万历十五年：板块级冲撞与中国的出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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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与万历十五年：板块级冲撞与中国的出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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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与万历十五年：板块级冲撞与中国的出路（三）

作者：赵晓

中美贸易战第三层面解读：文明层面的解读

中美贸易战还牵涉到中西文明冲突的层面。

当前，中美贸易战或经贸冲突虽然最明显、最能量化、最受关注，但却是中美关系中最表面、最世俗、最技术化层面的矛盾；中美安全（军事）领域的矛盾较经贸冲突隐蔽、但也能为公众理解，还会受到媒体的关注；而所谓“文明的冲突”即价值观的冲突，则很少被双方媒体做真正深度的解读，但这一层面的矛盾才是决定中美关系的核心与关键，相比之下，经济贸易以及发展模式都还只是手段，最终都要服务于文明追求。

然而，无论中国美国，对这一层面的解读相当缺乏。本文试作深入阐述。

众所周知，“文明的冲突（TheClashofCivilizations）”这一观点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提出。在1993年夏季，亨廷顿在《外交季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1996年，他又出版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ClashofCivilizationsandtheRemakingofWorldOrder），一时引起轩然大波。

当时的背景是，冷战结束了（一般认为冷战始于1947年美国提出“杜鲁门主义”，结束于1989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了，中国走上向西方学习、市场转型的道路，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可以说大胜之。西方因此弥漫着乐观的情绪，一个标志就是亨廷顿的学生弗朗西斯·福山1992年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EndofHistoryandtheLastMan）的著作，提出西方国家自由民主制的到来可能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此论点称为“历史终结论”，从此之后世界将走向和平与大同。

亨廷顿不认同福山的观点，他指出，人类的本性是要寻找对手甚至敌人，否则人类也不知道谁是朋友。这听起来很像我们经常讲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说法。亨廷顿进而提出，意识形态的冲突过去之后，取而代之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文明冲突将是未来冲突的主导模式”成为他的主导论点。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七条理由

1.历史事实：宗教的冲突（十字军东征）–国王的冲突（封建国家）–民族的冲突（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冲突（冷战）–文明的冲突；

2.世界变小，文化的接触会产生摩擦；

3.因为现代化及社会变迁，宗教填补了人从传统中跳脱后的真空；

4.认为全球化不应该等于西化；

5.文化差异是不易改变的；

6.经济的区域主义增长（例如：欧洲联盟）；

7.对同类的喜爱以及对异类的憎恶，是人的天性。

“文明的冲突”观点出来后，遭到许多人包括笔者尊敬的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当头棒喝，被斥之为新种族主义。亨廷顿在中国更是恶名昭彰、不受欢迎，左派指控“文明冲突”论是帝国主义的最新翻版；右派嫌他打破了全球化天下大同的美梦。

然而，2001年美国“911事件”的爆发，让所有的人都看到，姜是老的辣，亨廷顿的确眼光独到，犹如世界的“先知”，已然洞察到这一切。

其后，亨廷顿又写了《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他指出，“文明的冲突”不仅仅发生于不同的文明板块之间，也临到了美国国内，当大量外来移民特别是拉美移民和穆斯林移民进入后，“美国国家认同（identity）”正受到各种“挑战”，将发生“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的这一观点，很快就被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所印证。作案者乔卡·沙尼耶夫本是从车臣来的穆斯林移民，得到过美国的照顾以及许多好处，但他认同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斯兰。相反，他的理想是消灭美国，他在游艇的壁上写下了“FuckAmerica（操美利坚）”几个大字……

中国和美国形成文明冲突的情况也是这样。不是说中国从美国赚了钱，发了财，中国人就必然感谢美国。情况可能是相反的，中国人有钱了，会对于自己国家和文化有更大的自豪和认同，因此反而会变得瞧不起美国，敌视美国！美国也是如此，中国弱小时无所谓，但当看到一个与美国异质文化的大国崛起，将主导亚洲及全球事务时，美国难免充满怀疑甚至敌意。

对于中国与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可能形成的文明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有一番猜想。他的观点非常独特：并非单独的中国对美国地位形成挑战，而是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形成挑战——东方文明主要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合作，将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形成巨大的挑战。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冲突的逻辑与历史线索是什么？亨廷顿指出，在公元1500年之前，东西方文明只是简单的接触，谈不上对话也谈不上对抗。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因宗教改革、工业革命进入现代文明进而向全球扩张，东方文明“遭遇”西方文明，文明的冲突自此开始。

而各地文明在应对西方文明（西方化、现代化）的挑战时，主要有三种主张：

全面拒绝（封闭主义）：如中国晚清、最初的日本以及今天的许多伊斯兰国家；

半推半就（改良主义）：如中国晚清的“洋务运动”以及今天改革开放的中国；

全盘西化（开放主义、基马尔主义）：积极拥抱现代化和西方化，代表是奥斯曼帝国创建的新土耳其以及“脱亚入欧”的日本；

最后，各地文明演变的整体情况通常是：较多的现代化（硬件升级）+较少的西方化（文明升级）。比如，今天的中国就是这样，一方面我们积极拥抱西方的工业文明、科技文明；但另一方面，我们较难接受西方的制度文明，很难接受西方的“普适价值”，拒斥西方的信仰文明（如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国近些年来的拆十字架运动）。也就是说，器物层面我们接受西方，制度层面我们半中半洋，文明内核我们坚持自我。这是一种类似于身心灵的割裂或者电脑软硬不兼容的状态，较多的现代化+较少的西方化必然导致多极“文明”崛起，最终令世界走向“文明的冲突”。

文明的冲突的另一原因是西方的衰落，在领土与人口，经济产值，军事能力等上面，西方世界相比于非西方世界，都呈现衰落之势。这也使得西方文明不能继续主导世界，“文明的冲突”最终成为必然。

在《文明的冲突》中文版序中，亨廷顿富于远见地看到：

“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样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美国一贯反对由另一个强国来主宰欧洲或东亚，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在本世纪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因此，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

亨廷顿算不算已预言了今日的中美贸易战呢？某种程度上，是的，而且他思考得更远！他说得很清楚，从文明冲突的层面看，中美“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

笔者注意到，中国的文化、教育与西方确实很不一样。譬如，中国人“望子成龙”，偏向于教育孩子如何出人头地，结果我们的教育批量生产“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却难以教育出“民族的脊梁”；美国从小就让孩子做公益，为的是培养孩子服务他人和社会的意识以及“高贵精神”，这使得中国的精英和美国的精英，其标准和价值观的确大相径庭。

再比如，中国人也爱分朋友和敌人。如果是敌人，我们不择手段地打击；但如果是朋友，我们很难彼此激烈竞争。西方文化、教育却大不一样。他们要求孩子从小参与足球、篮球等团队对抗运动，美国人还喜欢对抗程度更加剧烈的美式橄榄球。在他们看来，现实世界就是充满竞争的，因此必须让孩子从小习惯于激烈的竞争与对抗，以培养出成熟的团队精神和优秀的竞争精神。

相比而言，我们的教育只重视分数和考试。因此，我们的团队精神、竞争精神都非常欠缺。

中美贸易战也正是如此。习惯于找竞争对手的美国已然确定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这可以说是自尼克松总统以来，美国对中国定位的最大变化，中美关系已然发生逆转。以中国文化和惯性思维，我们一时实在很难消化掉美国这一战略转换。中国人也很难理解，川普访华该吃吃、该喝喝，怎么能够刚一拿到2500亿美元大单，回去马上就说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指责中国搞“经济侵略”，并宣布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川普还口口声声称他与习主席是好朋友，却又开打中美贸易战，让中国难受！

殊不知，这样的认识，本身就是中西“文明的冲突”的一种表现。中国，首先放弃鸵鸟政策，接受“中美竞争对手”这样的一个定位，进而研究如何做“合作型对手”以及学会“对手型合作（张木生先生首倡的概念）”。中国更不要想象川普下台美国会改变对华战略那样一种对中国来说是最好的局面，相反应该设想最坏的局面：川普当政八年+彭斯再当政八年，美国将有把中国作为长期战略竞争对手的可能。

笔者长期思考中国的改革，2007年时曾发表《有十字架的变革与无十字架的变革》一文，中国本轮变革从引入市场经济开始，但其本质或与历史上的诸多变革最大的不同是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融合，故可称之为“有十字架变革”。西方物质（科技）文明来自其制度（市场、宪政）文明，制度文明来源于基督教信仰及其伦理内核。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证明，基督新教是市场经济之母。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证明，基督教是美国民主之母。中国改革开放旨在吸纳西方基督教文明，超越传统中华文明，故区别于历史上所有的变革，本质为“有十字架的变革”。

然而，这一场中西文明的融合谈何容易，中国从传统中华文明走向新中华文明谈何容易。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历史悠久、光辉灿烂，且有我们引以为豪的主体文化（儒家文化），后又加上马列毛之红色文化。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承认技不如众，也因此可以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但内心中很难承认我们的制度不如人，更无法承认我们的文化不如人。

文明冲突来自于不同的文明本位和文化情感。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指出，不同文明的相遇有一个不幸的定律，就是最没有价值的东西会最大化地被吸收，最有价值的东西反而被最大化地拒绝。西方文明进入东方文明时也是这样，西方的洋枪洋炮很快被东方吸收，西方的科技、教育则逐渐被推崇，西方的制度很难被接受，西方的信仰和价值观则被排斥。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当今的伊斯兰极端主义，都是拿着西方的洋枪洋炮去打击西方的文明。

中国自豪于自己的传统文明和主体文化，但中国人也在屡屡受挫后承认，中国文化有局限和瓶颈。所以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启蒙，再到上世纪80年代末的“文化热”，中国人一直在作文化反思和国民性反思，目的就是突破自我，为中国文明开新路。毛泽东让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就是要跳出李自成的历史失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也不仅仅是权斗，也有他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希望通过“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里爆发革命”等改良中国文化、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文化考量。毛泽东是有着伟大文化使命的政治领袖，虽然他的乌托邦试验完全失败了。

中国文明近代与西方文明相撞击的危机，带来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而出路则是突破自我、中西文明融合，即传统中华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科技文明、市场文明、法治文明、基督教文明的全面融合，进而形成新中华文明。显然，这是空前的历史大工程，也是一个最艰难的文明转型，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球，也都是前无古人的大业！

这样一个文明转型迄今已近两百年，进步很大，挫折也很多。可以说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和失败，康有为的改良失败了，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失败了，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了，孙中山的革命也失败了，蒋介石“新生活运动”失败了，毛泽东的“文革”也失败了……

此其中，尤其令人扼腕的是两次现代化变革的被中断：晚清的现代化变革（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因为“甲午战争”被日本所中断；国民党的现代化变革（1927年到1937年）因为“抗日战争”再次被日本中断。

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刻都更加接近民族复兴、大国崛起以及文明转型的完成，但也比任何时候都更痛苦地进入到产难时期，不仅在经济改革、政府改革、依法治国等改革方面面临难阻，在吸收基督教文明方面也是风波频生。虽然中国教会以及数千万中国基督徒已进入“多一个基督徒，就多一个中国人（王作安语）”的与中国制度、文化融合的季节，但近年来依然遗憾地出现了在国际上引发轩然大波，在全球基督徒中引发宗教情感伤害的“拆教堂”“拆十字架”事件，由此带来美国及整个西方国家的宗教敌意，进而上升为国家敌意行为。

因此，就在这历史的节骨眼上，“中美贸易战”爆发了！中国现代文明转型会继续前行，还是会再一次被中断，这不能不让人充满忧患、辗转难眠！

如果我们进入到“文明的冲突”层面来看待中美贸易战，则美国一旦坐实中国是西方文明的敌人，把中国视为西方文明的竞争对手以及挑战者、反对者，就必然会联合西方基督教、天主教各发达国家力量，进而日本、印度等亲美新基督教国家，甚至反水中国的盟友朝鲜、俄罗斯（东正教国家）来，形成围堵中国的强大联盟，这对中国来说，将是比当年“八国联军”更大的挑战。

天时，对中国是有利的，新兴国家的兴起、非西方国家的兴起、中国的兴起本来只是时间问题。倘若自然、顺利发展，以中国的人口规模必然赶英超美，成为500年来唯一可能在综合国力上超过美国的非西方大国。故与美携手，和平崛起对中国是上上之策！

地利，基于地缘政治的分析，对中国却是不利的。美国的地缘政治得天独厚，两边是大洋，周边没有任何足以挑战的国家或力量。中国的地缘政治却很糟糕，周边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大国环伺。这些强大的邻居本质上没有一个希望中国强大的，从而成为其威胁力量的一员。任何一个国家，若有机会削弱中国甚或彻底肢解，都会“远交近攻”、绝不手软。不仅如此，中国还存在着台湾、南海、西藏、新疆等不稳定因素。这些都使得中国与美国的“新冷战”也罢，“文明的冲突”也罢，存在着地利的不足。

中国有必要先整合东北亚、东亚、东南亚，再展开“一路一带”战略才比较适合。

人和，中国人口众多是非常有利的因素，但中国收入分化、思想分化、立场分化，左中右打得不可开交，又存在不利的自身因素。

中美贸易战不仅表现为经济层面的“贸易战”，也不仅表现为模式层面的“新冷战”，还表现为精神层面的“文明的冲突”，中国无疑将因此面临最严峻、最深层次的挑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美贸易战三个层面的冲突并非等量齐观，喊得最凶的经贸层面，其实最容易合作，而过去美方从来不高喊、不明说的第三层面的冲突才最为关键，也最为要命。这使得中美贸易战完全不同于美国当前与其盟国的贸易战，也不同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美国和中国要打的乃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大概才是“形势逼人”的最深刻解读！

中国的出路：从“文明的冲突”到“文明的携手”

2018年6月25日，适逢提出“大历史观（macro-history）”的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诞辰100周年。遗憾的是，全中国竟无一个人会来纪念他。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掀开了中国历史的一角，全景地展现了一个庞大帝国在百年中由于经济模式转型失败和始终无法突破制度桎梏而带来的类似于“锁定死亡”的后果。也让人想到，中国的传统文明到这个时期，已然沦为一架高速坠落的电梯。这个时候，无论昏君明君、无论清官贪官，无论朝野，无论西东，无论善恶、人的区别以及人的努力都变得微不足道，中国已注定将自由落体在大溃败的历史轨道上。

中国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抛开这架失败的电梯，另辟新径，突破传统文明的陷阱（黄炎培称跳出“历史周期律”、唐德刚称“历史三峡”、潘知常称突破“塔西佗陷阱”，《河殇》称从“黄色文明”走向“蓝色文明”），迈向新的现代文明。

其路径，黄仁宇先生指出就是“中西文明融合”，黄先生称中西文明融合是中国最大的事。

黄仁宇先生在其自传体书中写道：

“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而毛泽东也失败了……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中国文明将和西方文明融合的说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试，以达成一致的终点。对我们这些有后见之识的人来说，这点很明显，但舞台上的演员看不到。”

黄仁宇先生的话很清楚，就是中国从传统文明转向现代文明这个工程实在太大了，每个历史人物都难以完成，因此都难免陷于局部失败。

今天的中国，在经历无数失败后，终于走到了成功的前沿。但改革开放、文明转型依然艰难，中美贸易战之发生，某种程度也与中国改革开放缺乏实质突破甚至还有倒退不无关系。值此“历史三峡”闯关之时，形势逼人，内忧外患，我们能闯过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