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知识分子的悲哀

米歇尔· 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至1984年6月25日），法国哲学家、思想史学家、社会理论家、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性学家，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

左，英文就是left，本质上是偏离上帝，不相信上帝，不遵从上帝。左派知识分子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自高自大地把自己当成了上帝；同时，又喜欢在人中寻找“上帝”以及试图在人间建立乌托邦、理想国。数百年来，左派知识分子常常是杀人不偿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在我查阅伊朗百年现代化曲折进程的各种资料时，发现了一个震惊的事实：著名法国知识分子福柯竟然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他毫无理由地捧“霍梅尼革命”的臭脚，为伊朗倒退背书、喝彩，将“反文明”当成了“新文明”。

我当然不会因此惊掉下巴，因为这不是左派知识分子第一次这么丢人了。早在当年苏联兴起时，就有不少“白左”为苏联喝彩，为斯大林捧臭脚！而在南非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倒退中，他们常常扮演的也是这种黑白不分、推波助澜的角色。

阿法瑞·安德森写了《重访福柯与伊朗革命：福柯的一次“误判”？》。在这篇长文中，安德森首先谈到了“霍梅尼革命”：1978年9月到1979年2月，伊朗人民发动了一场针对巴列维王朝的革命，到1979年2月，国王离开了伊朗，而霍梅尼从逃亡中回归，并掌握了政权。3月，他举行了一场全国公投，以压倒性的优势宣布伊朗成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不久之后，随着霍梅尼开始掌握接近专制的权力，新的统治开始了。

在巴列维时期，伊朗现代化有很大进步，人民终于“吃了几天饱饭”，伊朗有希望成为第一个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发达国家。然而，由于“霍梅尼革命”，伊朗的现代化进程戛然而止，逆现代化的倒退进程开始了，女人不得不蒙上脸，而百姓不得不“吃屎”。直到2022年，伊朗人民才似乎从噩梦中开始苏醒过来，却走不出“黑屋子”。

就在伊朗历史的十字路口，1978年，福柯在以革命者形象出现的霍梅尼及其不惧死亡的几百万追随者当中，找到了他所欣赏的尼采式病态的非理性、侵犯性力量。他以为，这种“边界性”的体验可以带来新的创造性形式，因此他全力表达了自己的支持。这是福柯对革命的唯一一次亲身经历，也促使他完成了对非西方社会最广泛的一系列写作。

这一阶段，正是福柯处于智识上的巅峰的时候。当时，他刚刚出版了《规训与惩罚》（1975）和《性史》第一卷（1976），正在写作后者的第二和第三卷。他所强调的性别（gender）、性（sexuality）、知识、权力和文化等新的概念，成为今天西方“白左”们的利器。

在1978年10月，伊朗爆发第一波全国大罢工，福柯第一次用法语发表他有关伊朗的评论：《伊朗人在幻想什么？》。福柯用神话的语言描述了当时的斗争：“伊朗的形势看起来像是取决于传统象征之下的一场大规模角力，这些象征属于国王和圣徒，属于武装的主权和穷困的流亡者，属于那位专制者，他正面对着赤手空拳站立起来的人们，这些人背后是人民的支持。”

离开了上帝的左翼文人有时将“人民”看作新的上帝，还迷恋于街头政治。福柯也不例外。

福柯对于圣徒一般的霍梅尼所推崇的“伊斯兰政府”十分信任且充满幻想。他强调“神职人员当中没有层级结构”，也没有“对听从他们的人的依赖——连经济上的依赖都没有”。这些神职人员不仅是民主的，他们还拥有一种具有创造力的政治视野：“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当人们提到‘伊斯兰政府’，没有伊朗人指的是一个神职人员拥有监督或控制的角色的政府……它十分古老，同时也属于遥远的未来。这是回归到伊斯兰教在先知的时代的含义，但也同时是向一个发光的、遥远的未来时间点前进，在那里将会有持续的忠诚，却不需要维持服从。为了追求这一理想，对于法条主义的不信任从我看来是必须的，同时还要相信伊斯兰教的创造力。”

这正是当年讴歌苏联的左翼的翻版！曾记否？萧伯纳曾宣告：“苏联的崛起给了世界上所有不快乐的人一丝希望，它不仅改变了俄罗斯，更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前途”。美国左派学者杜威赞叹：“苏联是一个在道义、文化和经济方面都令人钦佩的国家。‘’中国无耻左派文人郭沫若则直接称斯大林是“父亲”。

“霍梅尼革命”给伊朗女性带来漫长的黑夜与噩梦，但福柯试图让法国读者们不要担心伊朗女性和少数宗教教徒、少数民族的权利。因为他的消息来源——都是与伊斯兰主义者亲近的人——向他保证：“有关自由，只要行使自由不侵害他人，它们都会被尊重。少数人会被保护，只要他们不伤害多数人，他们就能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生活。在男女之间，不会有权利上的不平等，但是会有不同，因为两性之间自然就有不同。”

所有的独裁者都会在大权独揽前大讲道义并承诺大同理想，这并不奇怪；问题是，左派知识分子一次次被打脸，仍一次次相信这些鬼话。他们不信上帝，但他们显然很盼望在人中找到神，因此也最容易被鬼骗，并为鬼作伥。

阿法瑞·安德森写道：人们通常假设，由于福柯对于乌托邦主义的怀疑，由于他对宏大叙事和普适性的厌恶，以及他强调不同和独特性而非总体性，他不会像他之前的左派那样浪漫化一种专制主义政治。这种政治提出要为人民的表面利益，而激进地从上至下改造人民的生活和思想。但是，福柯有关伊朗的文字体现出，对于许多西方左翼分子当时对苏联和其他国家抱有的幻想，福柯本人也并非免疫。

阿法瑞·安德森指出，有好几次，福柯从宗教人士那里听到一些有关未来可能的伊斯兰共和国中的性别关系的说法，他将其记录下来，但他从来没有质疑过伊斯兰主义者“隔离但平等”的信号。福柯也对女权主义者对革命正朝着一个危险的方向发展的预言表示不屑一顾。他似乎将这些警告看作仅仅是东方主义式的对伊斯兰教的攻击，由此他失去了以一个更平衡的视角看待伊朗发生的事件的机会。在更一般的层面上，福柯始终对于权力影响女性和男性的多种方式并不敏感。他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前现代的规训实践中最受伤害的通常是女性和孩子。

在法国，福柯有关伊朗的文字所引起的争议是广为人知的。例如，在“9·11”事件之后举办的一场辩论中，一位著名的法国评论家以负面的态度援引了“米歇尔·福柯，一位支持伊朗霍梅尼主义的人，因此理论上也支持它带来的剥削”。

在英语世界中，政治哲学家詹姆斯·米勒（1993）写过福柯思想传记，他将福柯有关伊朗的部分看作是“愚蠢”。米勒提出福柯对死亡的强烈兴趣，部分地促成了他对于伊朗伊斯兰主义者的兴奋，因为他们强调大规模殉教。

一位流亡在法国的伊朗女性“Atoussa H.”则指出，福柯似乎“被‘伊斯兰精神(Islamic Spirit)’深深地感动了，按照他的说法，随着今天凶猛的资本主义专制逐渐瓦解，这种精神是在这一基础上的改进。”她的结论是：“许多伊朗人就像我一样，对一个‘伊斯兰’政府的想法感到担忧、绝望……西方的自由左派需要知道伊斯兰法律对于一个急需改变的社会来说会是一种压倒性的重量。他们不应该被或许比病痛更糟糕的治疗方法所吸引。”

福柯对于这些批评采取了不回应的回应方式。

当某些西方学者通过其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体验来警告福柯对于伊朗的事件采取非批判性的赞扬态度时，福柯却坚持，相对于中国来说，伊朗的事件是独特的：“现在，伊朗让我感到的是，那里没有不同人之间的斗争。给予它美丽，而同时也给予它沉重的，是其中仅有的一个对抗：所有的人民对抗用武器和警察威胁他们的国家力量。”在这里，福柯否定了伊朗“人民”内部存在任何社会和政治上的不同，这一点完全是令人震惊的。

福柯这样的左派幼稚病、顽梗病可谓病入膏肓。

福柯虽然不得不承认伊斯兰主义者用以动员群众的宗教和民族主义迷思充满了“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和排斥性”，但仍然着迷于伊斯兰主义者通过这些传统动员起成千上万的人们。这再次让人看到：左派高举的道义旗帜是虚假的，内心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中国人歌颂文艺复兴，然而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是悲哀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90%以上）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都站在了错误的、反文明的一方。苏联时期是这样，二战后期是这样，南非变革时期也是这样，在“霍梅尼革命”时的伊朗，还是这样。

更要命的是，西方知识分子错了却死不认错。南非被搞成了今天这个德行，当年声嘶力竭地要把政权交给曼德拉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站出来认错的！

美国胡佛研究中心的著名经济学家索维尔（Sowell）如是说：“There are too many people, especially among the intelligentsia, who will never appreciate the things that have made this country great until after those things have been destroyed — with their help. Then, of course, it will be too late.”（有太多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永远不知感恩那些让这个国家伟大的事物——直到在他们的帮助下被毁掉。当然，到那时就无可挽回了。）

美国所代表的新教文明正在遭受这些左派知识分子的无情毁坏，善良的人们，要警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