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观天下：日本“失落的30年”及其对中国的警示

20241002

1. 通货紧缩的本质与影响：经济的“富贵病”

通货紧缩是一种罕见的、被称作“富贵病”的经济现象，它往往出现在发达经济体中。其显著特征是物价长期走低、经济增长停滞，导致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恶性循环。

从历史上看，二战以来长期的通货紧缩现象：最典型的就是19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引发的“失落的30年”。

2. 就业环境恶化：日本“就业降级”的30年

日本经济在泡沫破裂后，经历了长时间的企业倒闭潮和失业率攀升，年轻人成为最大受害者。

“非正式雇佣”扩大：日本社会原有的“终身雇佣制”被打破，企业为了生存采用更多临时、派遣员工来降低成本。90年代后期到2000年左右，非正式雇佣员工从零星少数扩大到劳动市场的主要部分，非正式员工比例长期维持在总就业人数的30%以上。

薪资与福利的巨大鸿沟：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薪酬和福利差距一度达到2-3倍。即使在2020年出台“同工同酬”政策后，薪资待遇差距略有缓解，但在福利和职业前景上，非正式员工依然受限。

年轻人“考公热”一度成为自救的选择，但由于政府无法长期扩大公共部门岗位，最终只能是杯水车薪。考公热潮在2000年后逐渐退去，录取比维持在4:1，年轻人的就业困境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纾解。

3. 家庭资产配置的大幅降级：财富缩水的隐痛

金融资产“高储蓄化”：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家庭逐渐回归保守风格，金融资产中储蓄占比从危机前的45%回升至70年代的水平，达到55%以上。

低利率环境下的无奈储蓄：在低利率甚至接近零利率的环境中，储蓄回报极低，家庭的资产性收入几乎消失殆尽。

股市投资情绪的长年低迷：经历三轮股市深跌后，日本家庭对股票市场信心几乎崩溃，家庭投资者在股市中的比例长期维持在低水平，股票资产占比降至8.5%，低于1979年。

房地产市场的“慢性溃败”：虽然房地产市场的跌幅不如股市，但其对家庭资产的损害不容小觑。1992年到2009年，房价持续下跌，最高跌幅6.85%，长期的房价疲软使得房地产资产增值几乎停滞。

日本家庭债务占GDP比率从1985年的51%上升至1990年的69%，直到2008年才回落到60%，经历了20年的艰难去杠杆化过程。

4. 长期通缩的恶性循环：经济复苏无望

日本的通缩环境下，家庭收入和消费支出陷入了长期停滞。1990年至2020年，日本家庭平均年收入几乎没有变化，从38364美元上升到38514美元，仅增加150美元，而物价水平（CPI）基本原地踏步。家庭收入停滞导致消费能力萎缩，进而抑制了经济复苏。

消费降级与经济失衡：随着工资增长的长期停滞和消费降级的加剧，日本社会陷入了“低欲望社会”的自我压抑状态。年轻人对生活质量和消费的追求急剧下降，社会进入“躺平”模式。表面上看，这被包装为“岁月静好”的低欲望生活，但实际上是被通缩环境逼迫后的无奈选择。

5.日本通缩困境对中国的警示：风险与对策

结构性风险的暴露：日本“失落的30年”告诉我们，通缩的风险不仅在于短期经济停滞，而在于其会引发就业市场结构性失衡、家庭资产降级和经济长期低迷的连锁反应。中国目前同样面临潜在的通缩风险，经济增长放缓、家庭储蓄率上升、房市与金融市场信心不足等现象都需引起警惕。

消费与信心的修复是关键：日本的经验表明，解决通缩的核心在于重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无论是通过政策刺激消费、提振工资增长，还是通过更激进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都需要直面信心崩溃的现实。

结构性改革不可回避：日本未能在危机初期有效推进结构性改革，导致经济和社会陷入长期停滞。对于中国而言，避免类似的“失落”结局，需要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通过缓和外部地缘政治关系、产业升级、就业结构优化和家庭收入提升来稳定社会信心，推动经济结构向可持续模式转型。

6. 未来展望：中国如何避免“失落的30年”

政策空间与工具的有效运用：虽然中国当前面临的环境不同于90年代的日本，但应对通缩的工具依然相似。包括灵活运用货币政策、财政刺激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都将是避免长期通缩陷阱的关键。

信心重建与经济转型：然而，如果仅依靠短期的货币刺激和房地产市场托底，中国恰恰更有可能会重蹈日本覆辙。因此，中国需要更长期的经济转型策略，如修复外部关系，鼓励民营企业，重视科技创新、提高产业链的附加值以及扩大内需市场，从根本上摆脱通缩预期对经济的束缚。